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4个人民法院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3.3万份。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赵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重申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的，属于家庭暴力；“王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指出，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会交往对其身体或精神造成侵害的，属于家庭暴力；“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掌握家庭收入一方阻止配偶就医，被认定为构成家庭暴力，人民法院通过“制止暴力+帮扶就业”帮助受害人摆脱困境；“张某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司法拘留案”警示加害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再次施暴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的形式主要是身体侵害和精神侵害。与身体侵害相比，精神侵害行为隐蔽、形式多样，侵害后果难以直观评估，给审判工作带来困难与挑战。最高法发布2个以不同形式实施精神侵害的典型案例。“赵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中的张某长期以侮辱人格、谩骂诋毁等方式对待配偶赵某，导致受害人精神上的不自主、不自由，对其形成控制。“王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的赵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限制配偶王某与其他异性交谈，不允许王某与异性参加任何活动，导致王某无法进行正常社会交往。除了身体侵害和精神侵害，经济控制也是家庭暴力的一种形式，但认定更为困难。“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的刘某通过限制正常就医等方式对患有肢体残疾、无独立经济来源的配偶陈某进行经济控制，迫使陈某服从其意志。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打破家庭暴力加害人以“软暴力”构建的“隐性牢笼”，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如果受害人是生活独立性较弱的残疾人，衣食起居、经济基础均高度依赖加害人，对寻求帮助就会有更多顾虑。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不能产生较好的干预效果，需要从根本上提升受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解决其“后顾之忧”。“陈某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中的陈某因无独立经济来源，难以应对刘某对其实施的限制就医行为。考虑到陈某后续还需要按医嘱继续复查，人民法院在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同时，联合当地有关部门共同进行风险评估，结合残疾人就业政策帮助陈某进行就业培训，使其具有依靠劳动取得一定经济收入的能力，对特殊群体形成立体化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