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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光明日报的缘份持续延展

    时间:2021年03月18日  来源:宁夏法治报

    有人问:你在光明日报当了32年记者,为何却有37年的发稿记录?这事回答起来很简单:因为我在入职前和退休后都在这张报纸上发过稿。

    2020年,尽管有许多不利因素,但我还是发表了六七十篇稿件,其中有8篇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到了这个年龄,我还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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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新闻工作者改行的不少,没有改行、且能保持30年以上发稿记录的也不多。我怎么会在辛辛苦苦爬了几十年格子之后还乐此不疲呢?

    其实,我在入职之前就对新闻工作充满向往,也有以文字引导社会、影响社会的强烈愿望。从第一次向媒体投稿到正式调入光明日报社,已有10余年业余写作的经历,在地方报刊上也多次“露脸”,但我并没有沾沾自喜,我渴望借助文字的力量“走向全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每天在办公室阅读光明日报、学习光明日报,一个想法在我心里萌发:能在这张报纸上发表文章,该会产生多大影响啊!为此,我悄悄地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杂文。

    光明日报编辑部很快就寄来了拟用通知。我既开心又意外:光明日报用稿全凭质量,不讲关系,不论资历,也不管投稿者身份,这让我对这张天天“谋面”的报纸陡生敬意,有了一种不可言状的亲切感。

    我为此兴奋了好几天。此后,每天一拿到报纸先找自己的名字,可惜,每次都失望。两个月后还是没有登出来,我想,大概没希望了。

    1984年,宁夏日报和宁夏科技报刊登了光明日报社在宁夏招考驻宁记者的启事。有人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写作吗?要当个专业记者,这可是个机会。”但是,我很不自信:面向全宁夏招考一名记者,那竞争该有多激烈啊,我哪有那样的实力。

    但是,如果不去试一试,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有多大的实力呢?再说,不就是参加三个半天的考试么,自己又没有什么损失。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悄悄报了名并拿到了贴照片的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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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在银川南门外的宁夏科技学院举行。三张卷子分别是语文和写作、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总分300分。看到百余名报考者个个仪表不俗、自信满满,我顿时没了信心,在心里自我解嘲:就当玩玩吧,不要抱什么希望,所以考完我也没去打听分数。不久,三名候选人确定下来了,我考了240.5分而名列第一,自然而然成为候选人。

    彼时,我在师范学校当教师的工作已渐入佳境。没有升学压力,教学相对宽松,学生们对我赞誉有加,我很“享受”当教师的工作。

    1984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二版刊登了我的杂文《久放而不灵的信号》。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为我增添了砝码,没过多久,报社确定调我了,不再考虑另两位竞争者。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我的工作调动却费尽了周折。

    此前,对我“颇有好感”的师范学校老校长曾多次悄悄坐在教室后面听我讲课,认定我是当老师的“料”,也萌生了爱才之心,两次把我调整到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教学岗位。所以,他不肯放我走。

    就这样放弃吗?我不甘心。知情人出了很多主意,均不可行。关键时刻,光明日报社驻宁夏记者站站长王广华将情况反映给总社,光明日报社随即给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发函请求支持。1985年6月底,调令下来了,我当天就办好了手续。老校长提出要求:你虽然调走了,但还要在校兼课,至少一个学期。当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王广华时,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这绝对不行!你以为记者好当吗?就是全力以赴,也未必能当好,你面对的难题多着呢,很快就会有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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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光明日报当记者,对我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三尺讲台走向社会,我人生的舞台一下子变大了。但是,我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发稿时却频频碰壁。入职当年,5个月我总共才发了12篇“不痛不痒”的稿件,许多稿件“泥牛入海”,这让我对新闻工作的艰辛有了切身感受:要当好记者、尤其是要当好中央级党报的记者,没有考试那么简单。考得好,是一回事;是否具备了当记者的素质,又是另一回事。考得好,不等于就有优于别人的优势,好教师不一定是好记者,能写诗歌散文小说不一定能写好消息通讯。

    1985年8月,我正式到光明日报驻宁夏记者站报到。当时,光明日报只有四个版,专刊和国际新闻各占一版,只剩下两个新闻版,需要刊登的内容太多,就是发一条100字的简讯都不容易。而我所在的宁夏又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许多记者为摆脱“无米下锅”困境而苦苦探索。

    当好光明日报记者的难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要独辟蹊径,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工作思路。

    1986年4月,我第一次回光明日报总社开会,对这个温暖的集体有了真切的感受。我发现,在光明日报,从总编辑到部主任,几乎都不称官衔,不论资格有多老、名气有多大、业绩多突出,都没有一点架子,报社处处洋溢着学术空气,每个人都既正派又有水平。

    自1987年3月王广华站长调离宁夏,宁夏记者站在此后近30年只有我一个记者。我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逐渐摆脱了“无米下锅”的困境。“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最拿手的”,我在探索中形成自己的工作思路。在“石头缝里抠新闻”,我抠得很辛苦、很艰难、很投入,也抠出了别人看不见、抓不住、写不出的“独家新闻”,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创造了不落后的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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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缝里抠新闻”,最初是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闫百琨称赞我的话,我曾在《中国记者》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这句话便成了我的“名言”,时至今日还经常被人提起。

    我的探索刚刚起步,报社就给了我许多鼓励。1987年年末,时任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张慕勋在来信中肯定了我的探索。1992年4月16日,时任光明日报新闻研究所所长邓加荣主持召开“庄电一新闻作品研讨会”,与会者肯定我“走出了一条扎扎实实的路、成功的路。”这次研讨会,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久,我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长文《值得为之奉献终生的事业》,表达了当一辈子记者的决心。

    1995年初,宁夏日报配图刊发了著名诗人秦克温的报告文学《为了这片黄土地》,全面介绍了我在工作中的探索和收获。徐光春、王晨两位光明日报社领导看到后,批示光明日报转载。在本报上宣传本报记者,这在当时很鲜见。

    1997年,我被评为“报刊之星”,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不仅参加了颁奖活动,还代表报社发了言。

    1998年,我的第一本书《悠悠我心》出版,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主动作序,此后这篇序言又以《贺兰山下一支笔》为题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同样的,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徐光春,在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后还继续关心我、支持我,不仅在一些全国性会议上介绍我,还为我的书《艺苑飞鸿》写下热情洋溢的序言。

    2016年,我的职业生涯进入尾声,光明日报社提前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系,筹划联合举行我的新闻作品研讨会,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一再表示要亲自参会。没想到,就在研讨会筹备期间,何东平离任,新的总编辑杜飞进上任。总编辑换了,研讨会却没有取消。杜飞进因事务繁杂分身乏术缺席研讨会,但他打来了电话发来了贺信,还特批将我“十访黎明村”的收官之作在研讨会的前一天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代表报社参会的副总编辑李春林率领记者部主任周立文、人事部主任邓海云、新闻研究部主任马兴宇、内蒙古记者站站长高平和记者彭景辉专程赶到银川参会,特意将几十份报纸带到银川,为研讨会“添砖加瓦”。不仅如此,杜飞进还为我“十访黎明村”稿件集结成书写了长篇序言(序言刊登在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内部刊物为研讨会发了专刊,光明日报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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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来,我除了在光明日报发出数千篇消息、通讯、述评外,还发表了杂文、时评、散文、短评、辞赋、理论文章、报告文学和业务研究。虽然手中没有十八般武器,但我也挥舞过各种“家伙”,尽情地挥舞、充分地展示,在许多专版、栏目都留下墨迹。

    光明日报创刊至今72年。我在光明日报上刊登的稿件可以装满700多个整版。其中,有17个整版由我一人采写完成的。此外,以半版篇幅见报的稿件还有很多。我长期保持每年发稿百篇以上的记录。在报社有案可查的14次考评中,有9次被评定为优秀。在这里,我不是借数据自夸,而是想说明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忠实地履行了“光明日报驻宁记者”的使命。

    光明日报不仅为我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还让我融入了这个风清气正、团结友爱、底蕴深厚、传统优良的集体,让我的付出有了令人欣喜的回报:1998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王晨在为《悠悠我心》所写序言中说:“宁夏有个庄电一。他由原来的默默无闻到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受到不少同行的敬佩和尊重。”我心里明白,我的“知名度”,都是拜光明日报所赐。

    我的工作也得到本地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扬。还有兄弟媒体向我递来了“橄榄枝”,但均被我婉言谢绝。我不想“另谋高就”,也没有“顺杆往上爬”,对走仕途更是毫无兴趣,就想这样“死心塌地、不可救药”地把记者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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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回光明日报开会时,报社人事部门找到我,交代办理退休手续事宜。我猛然愣住了:我该退休了?怎么这么快就退休了,我还没干够呢!

    回到银川,我没有向外人透露退休的事情,仍然有条不紊地落实自己原定的采访计划。办理退休手续当月的最后两天,我第十次走进黎明村,完成了这个历时近20年的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

    虽然我较早就提出选配接任者的建议并推荐了人选,但直到办理退休手续时,人选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便继续坚守岗位。新记者到任后,我也没有马上“解甲归田”,而是按原计划参加了由中宣部组织的“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直到当年年底才逐渐淡出。退休之后,我在不干扰他人、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继续写稿。

    2018年,我以“光明日报大庆报道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宣传工作,一口气采写了7篇报道,我也因此成为连续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30大庆、40大庆、50大庆、60大庆的记者。此后,我又以“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接连发出4篇报道退耕还林工程的通讯,还顺带为山区农民卖土豆出谋划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生活、出行等各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和制约,但我没有“闭关”赋闲。在抗疫关键时刻,我不仅在光明日报发出《坚持就是胜利》的呼吁,还在其他媒体上发出10篇抗疫评论,并第十一次走进黎明村,发出《在黎明村,眺望中国西部生态与社会变迁》的长篇报道。

    在光明日报这个舞台上,我尽情地“表演”了30多年,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读者看到了我的“演技”,我也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所有这些,我都看作是“观众”的掌声和点赞,这些掌声点赞为我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让我始终不敢懈怠。

    辛辛苦苦干了30多年,干到退休还是个普普通通的驻站记者,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岗位,与光明日报的缘分也将继续延展下去。

    作者简介:

    庄电一 光明日报高级记者。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踏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表作品五六百万字。自1998年起,陆续出版《悠悠我心》《艺苑飞鸿》《记者的天空》《这方水土这方人》(上下册)《胜日寻芳》《记者的感悟》《记者的眼力》《满眼风光》(上下册)《青山明月不曾空》《风沙过后是“黎明”》《我心依旧》《我这样当政协委员》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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