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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浅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时间:2019年07月19日  来源:宁夏法治报

    丁建刚: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永宁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助理兼未检专干,多次被评为永宁县人民检察院优秀公务员、先进个人,以及永宁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全区青年检察人才,先后在《宁夏法学》、《宁夏检察》、《宁夏法治报》、《银川检察》等杂志及报纸刊载发表调研文章及法学论文7篇。

    刑事诉讼实践中,我国一直强调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了能让犯罪分子及早坦白认罪,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我国着力于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据此,2016年9月3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期限为2年。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为试点地区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司法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推动“坦白从宽”刑事政策具体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但目前该制度还处于试点阶段,需要从实体法以及程序法上完善。同时,为了更好地体现公正优先兼顾效率,需要增设量刑控辩协商程序以及需要加强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过程的检察监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念界定

    如何界定认罪认罚从宽的概念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工作办法》)第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以此可以看出,所谓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

    笔者认为,从法律的适用上来讲,自愿地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理应包括但不限于刑法之中规定的“自首”“坦白”及其他相关的情形;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是指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所谓认罚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以悔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为目的,同意接受检察机关针对其所认之罪提出的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并且自愿接受以此可能产生在法律上带来的惩罚后果,包括身体、精神被剥夺、限制的强制措施,以及财产的剥夺,即退缴赃款赃物、缴纳罚金、交出被判处没收的财产、赔偿被害人的损失等。而所谓从宽,则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基础上,司法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予以不起诉决定或相应的判决,或者由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在量刑上予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实践中还包括判决缓刑。此外还包括程序上优先采取较轻的强制措施,或者启动相应从简从快程序审判。认罪、认罚、从宽三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但一直没有将其制度化和法律化。虽然对于自首、立功、坦白等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退赃、退赔、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等从宽幅度作了具体规定,但何为认罪、何为认罚,以及认罪认罚各包括哪些情形仍不明确,对于从宽处罚也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刑法》中的从宽制度,多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而“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只有未成年人犯罪、已满75周岁的人过失犯罪、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以及胁从犯几种特定的情形。对于“可以”型从宽制度,虽不意味着法官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但实践中法定的量刑情节未能得到普遍有效的体现,判决书中表述也较为模糊;尤其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存在多个从轻减轻情节时,认罪认罚从宽从何体现、从宽幅度如何考量就更加难以界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能全面纳入认罪所有情形。认罪不止是形式的认罪,还应当包括实质或本质的认罪,譬如犯罪中止,虽与自首、坦白等认罪形式不同,但是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伏法心理的考量,包含认罪的本质。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是出于认罪的心理出发,就不会自动放弃犯罪,更不会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该将犯罪中止这一情形纳入其中。而现行《刑法》以及《试点工作办法》之规定,使得我们从认知上将这些制度隔离,阻碍了对共同本质的认识,更妨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宏观的制度构建。

    程序法上缺乏有机统一的认罪认罚案件处理程序。除简易程序、刑事和解,最高检、最高法自2014年来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也涉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容。但当前刑事诉讼中系统设置程序处理机制在实践中存以下问题:简易程序只能适用于审判阶段的第一审程序中,而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机制规定;刑事和解程序属于特别程序的范畴,只能适用于特别程序中;最新的速裁程序还在试点摸索实践阶段,没有形成明确的程序定位;当前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大多没有规范的审查机制,难以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难易分流;对于认罪认罚案件分类及从宽幅度更无统一标准,认罪认罚所处阶段的早晚、认罪认罚原因系主动或被动、形式系明示或默示、程度是否彻底,都未有明确详细对应的从宽幅度。

    认罚从宽制度完善之建议

    建议在立法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可以”从宽型量刑情节提升为“应当”从宽型量刑情节。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应当由现行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修改为“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以增强法律规定的明确性和认罪认罚从宽的可预测性。具体包括:对于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应当从轻处罚。第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第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因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认罪认罚从“可以”从宽型量刑情节提升为“应当”从宽型量刑情节,将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早认罪认罚,同时有利于规范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和法官的量刑权,从而减少公安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投入,真正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

    在程序法上,构建科学合理、相互衔接的认罪认罚案件诉讼程序(以下简称“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基于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案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案件区别开来,应当设置特殊或特别的诉讼程序予以快速处理;同时,基于维护诉讼公正的目的,又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全部案件都适用特殊的诉讼程序予以快速处理。即根据不同条件和情况,分别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及和解程序,并进一步明确其各自的适用范围,以使各程序之间相互衔接与协调,形成有机统一的认罪认罚案件处理程序,实现案件繁简合理分流,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程序体系。

    增设量刑控辩协商程序,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且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除可以分情况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和解程序外,还应当允许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就如何量刑、即如何从宽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然后提请法院审核确认。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要建立的量刑控辩协商程序,只能是在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大前提下,控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积极认罪而获得量刑上的“可能优惠”进行协商,而不允许就定罪问题进行协商,以维护刑事司法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对于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法律适用,明确“双提出”“双决定”模式,即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可以依据被告人认罪认罚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的建议有权决定是否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也可以在公安机关未提出从宽处罚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法院有权根据检察院的建议对被告人作出是否从宽处罚的决定。检察院的决定权不同于法院的决定权:检察院的决定权是指是否采纳公安机关的从宽建议决定向法院提出从宽建议,法院的决定权是对被告人是否依法从宽处罚的决定权。

    加强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过程的检察监督。强化监督制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公检法三机关要认真贯彻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办案质量。检察机关应当充分发挥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作用,发现有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取证行为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同时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不得将其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同时,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如果认为确有错误的,仍然可以依法提出抗诉。(永宁县人民检察院 丁建刚)

    栏目主持人:张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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